我国古代史学历史悠久，史学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可上溯到西汉以前，到先秦时期，已有许多典籍流传于后世，当时一些史学家治史的宝贵思想和方法，为后人编纂史书和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就孔子而论，其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史籍的整理，也存在着积极因素，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他在研究历史时，曾上溯到商朝的先王甚至更早的人物，以证明悠久的家世历史。 
    治史观 孔子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他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并非天生的，是来自于虚心好学。他年少时曾“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年长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到了老年，仍“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在学习上，他不感满足，有机会便“多闻”、“多见”、“多识”，孔子三十岁时，在鲁国已有一定的声望，仍争取到洛邑向老聃学礼。广泛的学习、渊博的知识，为他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夏、殷的历史。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不言及尧、舜以上，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掌握的有关尧、舜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匮缺，即使有也我多属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当时并不具备考古发掘资料的条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孔子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论》中说：“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这种慎重态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治史方法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 
    首先，孔子评价人物是为了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泰伯》)， 他异常佩服周公的才能和美德，把周公之才美比作最高的标准，经常以周公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又如，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和赞扬，说“管仲之器小哉”，又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但这些并没有淹没他对管仲的才能和功绩的总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称赞管仲为仁人。 
    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如他称道尧、舜的盛德：“大哉尧之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把尧比做和天一样的伟大，和地一样的广阔，称颂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泰伯》)。他认为具体的治国之道，莫过于任用贤才。“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泰伯》)，贤才当政后，不仅使天下大治，而且还能使仁者亲近，“不仁者远矣”。 
    治史实践 孔子的治史实践是有文字记载的。古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岁有余，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有朱自清称：“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经典常谈》)，种种记载表明，孔子不仅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且也确实整理过《春秋》。 
《    春秋》一书，文字非常简略，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最早的作品。《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八年，十二公”，共包括东周前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春秋》略古详今，重点放在当代上。实际上《春秋》就是当时鲁国的一部现代史。范文澜曾说过“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厚今薄古’的史学家”(《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与政治主张。他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反映他“资古鉴今”、通过阐述历史来改良社会的史学思想。他将传统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进一步发展为结合历史阐述其意义和个人的思想主张，这种主张开拓出新的史学领域，是我国史学思想的一个再发展。 
    他修《春秋》和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分析，都贯穿了他的“仁学”和“正名”的思想主张。孔子的史学思想是要实现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张(《颜渊》)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社会理象。当然孔子作《春秋》不仅反对臣下犯上作乱，对君父在上者同样有“道义”的要求，以体现并实现他的“仁学”和“正名”的主张。 
    除整理《春秋》外，孔子还曾经整理过《书》。《书》在孔子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部重要的教科书，即所谓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由于它是历代重要的政典汇集，所以又可称之为史书。 
    孔子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位史籍整理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中国史学的创始人，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对于其史学思想，应批判地加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