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66年（《竹书纪年》推算），周武王灭商，即“封邦建国”。《史记·本纪》记载，周武王“首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齐鲁乃是周王朝在山东地区最大的封国，所以今人仍用“齐鲁之邦”作为山东的代称。但由于鲁国是周公的后裔，因而其政治，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经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类的话，《论语·雍也》）。故山东以后便简称为“鲁”为什么周公封曲阜而名鲁国呢？略考如下：
　　从鲁字产生分析，“鲁”字在甲骨卜辞中，从鱼从日。“鲁”　字在金文中有从鱼、从日二体。　即口字。《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其日，口中加工的小横小点，乃视为口中齿和舌，《尔雅》曰“鲁有大野”。《说文》“鲁、钝词也，从白鮺省声”。《论语》曰：“参也鲁”。孔安国注论语曰：“鲁钝也”。《左传》云：“鲁人以为敏，谓钝人也”。《释名》曰：“鲁、鲁钝也。国多山水，民性朴钝”。是说曲阜一带多土山、泉水，土质肥沃，林木深邃。这里的人们性格朴实、钝厚。由此证明，“鲁”字初文本从鱼从口，是有道理的。林义光的《文源》曰：“鲁，本义盖为嘉，从鱼从口，嘉美也”。《周本纪》论为：“鲁天子之命”。而《鲁世家》曰：“嘉天子之命”，证明“鲁”字是会意字是可信的。是说此地环境好，水多，可捕鱼；土地肥沃，宜于耕作；人们能安居，生活嘉美之意。而有人把“鲁”字解为形声字，鱼为声符、日为形符，并视为城堡，按上述日为口字，既非是“器物之象形文字”，又非“邑字的省写或古体”。故将“日”解为城堡形也欠妥。但我们认为，根据实地的状况又是有道理的。考，“曲阜古为大庭氏都，炎神少昊都于此”。《左传·昭公十八年》有“梓慎登大庭氏之库”的记载。孔颖达注：“大庭氏古天子之国。鲁城有大庭氏之墟，于其上作库。迨周公封鲁。……”这说明远古时期，此地有城廓或城堡是可信的。到了商代，曲阜为奄国都，并曾为商朝国都。《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肥，不如服众小以劫大’。（此乃军事上的先征服城外再夺取城市的道理）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商盖即商奄，由此也可证明，当年周公初攻奄国之难，是必有城之土垣，即当时筑的土城。由此分析，将日视为城郭，还是有道理的。
　　从鲁字的结构上分析，鲁，上为“鱼”下为“日”。一说为“鸟”讹写为“鱼”。下边的“日”视为鸟巢。这一说似乎也有点道理。因为“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此地为少昊之墟，亦为少昊氏之氏族，说为“鸟落巢中”是有吉祥佳意的。实为远古时代鸟的图腾之说。
　　我们认为“鲁”字是东方鱼族，内迁至曲阜一带住一个城廓上安居乐业的标志。从古籍记载看，商代人是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和军事斗争的。甲骨卜辞中曾记载：“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殷契粹编》）。《史记·本纪》说：“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耒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西周初年，“封邦建国”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卫国殷民七族，晋国怀姓九宗。（《中国通史》）。由此都可看出商代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是一致的，国王命令耕田和打仗都以族为单位。因此，此地称之谓“鲁”也必然和此地居住的氏族有关。鲁字和鱼字不仅其音相近，有人考证，鲁鱼二字原来就是一个字。“鲁”字下边的日就是城廓的意思。从商代铜器看，其铜器上颇有以鱼形作族徽的符号。西周早期铜器上也有如鱼父乙鼎、鱼父乙卤、鱼父癸鼎、鱼父癸壶、鱼父丁鼎、鱼尊、伯鱼卤、凤鱼鼎等。这些有鱼字形符号的铜器。多半出土于沿海地带。由此证明沿海一带鱼族的存在是无疑的。
　　在原始社会，生活在沿海一带的以鱼猎为主的鱼族，因为他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加之人不断增多，氏族部落的争斗，在沿海一带生活日渐困难。因此向内地自然条件优渥的地方迁移的可能性很大。可以想象，鱼族的人们选择曲阜一带定居是比较理想的。
　　周武王灭商后，为统治东方殷民，便按惯例保存了商祭，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为使此地鱼族人（东夷人）安居乐业，并赞扬其族人的思想朴钝。故将周公旦封于曲阜一带，国名叫“鲁”。《史记·世家》记载：“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谓鲁公。”杜注：“少昊之墟，曲阜也，在鲁城内”。就肯定了周公旦始封于曲阜。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周公封鲁，伯禽代父就鲁，都指的是今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当今曲阜为鲁国之故都，已成为东方齐鲁文化的发源地，至今余言余光仍在深刻影响着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