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2006年3月13日，曲阜市政协主席会议以《建议案》的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强鲁班文化研究，开发巧圣人文资源，并发起成立“鲁班文化研究促进会”，可谓举措高明，适逢其时！说到鲁班，人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的发明与创造。但是，对于他的具体身世甚至他的里籍，对于鲁班文化研究与开发深层意义等，或者所知不多。正如政协《建议案》中所说，对于这样一位名人巨匠，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他的故乡曲阜却变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彻底改变这种不应有的局面，在今天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显得十分紧迫，以下，拟就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认识。
　　一、鲁班应属于鲁国公族
　　作为“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鲁班的“知名度”其实并不低，他的名字几乎是人人耳熟能知的。鲁班，姓公输，名般。因其为鲁国人，“班”与“般”音同，人们遂以鲁班相称。
　　关于鲁班的姓氏名号，实际上也有不同说法。例如，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注说：“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鲁昭公之子。”东汉经学家高诱在《吕氏春秋》注则说：“公输，鲁班之号。”南朝薛综在《文选·西都赋》注说：“鲁班，一云公输子。”明朝午荣等编的《新镌京板工师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镜》(通称《鲁班经匠家镜》，简称《鲁班经》)卷一“鲁班仙师源流”记载：“师讳班，姓公输，字依智。”其实，这些字号之说都未必靠得住。
　　以前，鲁班为鲁人，其里籍在今山东曲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撰写《山东通史》(先秦卷)中的鲁班传记时，在写作《鲁国史》、《鲁文化史》等书中的有关内容时仅仅提到鲁班为鲁人而已。至于鲁班为鲁国哪里人或者鲁班具体的里籍并没有再加探究。
　　但是，关于鲁班里籍的问题，还真的出现了不同看法。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说：“在研究墨子里籍的同时，我发现墨子与鲁班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其故里都在滕州市……除了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班的一些交往之外，从鲁班的身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滕州的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鲁班的发明创造与滕州古代的科技成果、民间传说，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墨子与鲁班的关系等等综合分析论证可以得出结论，滕州为鲁班故里。”(《揭开鲁班研究新篇章》，见“滕州在线”网)《滕州日报》记者等人专访任继愈先生时，任先生又说到：“墨子和鲁班是分不开的。肯定了墨子故里在滕州，鲁班的故里自然也就明确了。墨子的故里，是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经过了多方证明，从文献上、从调查上、甚至从考古上才认定下来的。既然墨子的点（故里）定下来了，鲁班这个点（故里）也就自然而然地定下来了。”任先生还说：“今之滕州市古为‘三国五邑’之地，春秋战国之际曾为鲁国附庸，除了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般的一些交往之外，从鲁班的身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滕州的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鲁班的发明创造与滕州古代的科技成果、民间传说，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墨子与鲁班的关系等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论证可以得出结论，滕州为鲁班故里。”（《鲁班故里在滕州——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见“滕州在线”网）
　　任继愈先生对鲁班故里的认定是在研究墨子的时候“发现”的，他说自己为此“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又进行了“多方面综合分析论证”。任先生所说的“多方面”，指的是“从文献上、从调查上、甚至从考古上”。史学研究者都懂得，对于像鲁班这样历史人物故里的研究与认定，最有价值的应当是文献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信息，但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任先生具体的文献论证，或者不知道任先生所说的文献论证何指。其实，透过任先生言之凿凿的表述，不难看出他论证的前提乃是“墨子和鲁班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肯定了墨子故里在滕州，鲁班的故里自然也就明确了。”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了他的研究，不知道任先生的文献论证是否就是指的“史书记载墨子与公输班的一些交往”。如果是这样，他的“分析论证”说到底乃是一种“六经注我”的方式。
　　春秋战国之际，列国林立，士人、工匠到处游走的现象实在十分普遍。且不说管仲、老子、孔子、子思、孟子、荀子这些有名的大学者，就连一些不知名的手工业者有些也是到处奔走的。如《韩非子·说林上》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手工业家庭：“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他的“欲徙”，说明那时手工业者的迁徙流动并不稀奇。例如，管仲与齐桓公长期共事，孔子与卫灵公多有交往，孟子与滕文公谈话不少，我们决不能由此思考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非攻》中说：“墨子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造了钩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怂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其中所谓“老乡”，很有可能仅仅是从墨子和鲁班都是鲁人的角度来说而已。须注意，鲁迅先生这里不是在研究历史问题，事实上，他也不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科学的研究，大可不必因为他是“名人”或者“大师”而引为根据。
　　至于从“调查上”、“考古上”来研究鲁班故里，恐怕需要更为细致才对。有人批评当今的古典学研究，认为不少都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却往往“借用一些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皮毛，以及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一厢情愿地简单‘拟合’”，从而使“各种事迹自然也成为信史”，“这种方式还会被美其名曰‘讲理论、讲方法’”。应当承认，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利用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以及将鲁班的发明创造与古代的科技成果、民间传说比照，与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对应，有时是十分离谱的。例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五：“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三：“鲁班沟，在岐山县东十里。”卷二百：“鲁班山也，在宁远县东北四十里，上有洞，俗传鲁班凿此以居。”卷二百六十六：“鲁班堤，在京山县南七宝山”。《述异记》：“鲁班刻石为《禹九州岛图》，今在洛城石室山。”《陕西通志》卷十六：“鲁桥在县东北四十里，跨靖河，俗传鲁班修，故名”。卷十三：“石空洞，在州西南百十里，洞深一丈五尺，内有万佛石像，世传以为鲁班所凿。”查查各地志书，所谓“鲁班遗迹”可以说遍布各地，但由此推断鲁班故里便成了问题。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材料看，曲阜为鲁班故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中最为直接的证据是鲁班为鲁国公族。作为春秋末年的鲁公后裔，在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他迁徙外地之前，我们只能认为“鲁班这个点(故里)”应在鲁都。东汉学者赵岐说鲁班“或以为鲁昭公之子”，不知其“或”何指，但《山东通志》也明确说到鲁班为“鲁公族”，应当不是空穴来风。在《山东通志》卷三十一《方技志》中有曰：“公输子，鲁公族，名班，或作般。季氏之母死，将敛，般请以机封。”卷三十二《陵墓志》则说：“长清县周公输子墓，在县东南八十里，即灵岩山鲁般洞是也。”尽管各地方志有关鲁班的记载不少，但关于鲁班墓的明确记载毕竟以《山东通志》最具权威。《山东通志》虽然同为方志材料，这里的说法却可以得到文献材料的证明。
　　《礼记·檀弓下》记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郑注曰：公输若，匠师。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礼也。敛，下棺于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见若掌敛事，而年尚幼，请代之，而欲尝其技巧。将从之，时人服般之巧。意思是，季康子之母去世时，身为匠师的公输若年龄还小。当要下葬的时候，公输般请求用他设计的机巧来下棺。当时，季康子等人甚至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显然是因为公输般以机巧闻名，大家都信服他。只是他的做法不合旧例，从而遭到公肩假的反对。
　　公输般与公输若为同族，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例如，元朝学者陈澔《礼记集说》认为：“公输，氏。若，名；为匠师。方小，年尚幼也。敛，下棺于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见若掌敛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试用其巧技也。”这里的说法应该是对的。也有人不同意《礼记集说》的说法，如《四库全书》本清人纳喇性德所撰《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六说：“窃案：此注疏说也。郝氏则云：‘般，公输若名。称般者，自请之辞。若方与小敛，因自请。他日葬时，已为机以封，不用碑摔也。’乃以公输若、般为两人，以方小为句，谓若为匠师，年幼，般为若族人，而掌窆事者，非也。”以公输若、般为一人，以般为公输若名，认为“般请以机封”为自请之辞，察《礼记》这里本为叙述之语，以为公输若自请，显得十分牵强。
　　鲁国公族同姓中有以“公”称氏者，如有公仪、公鸟、公若等等。例如，从东汉郑玄注释《礼记》到元朝人陈澔《礼记集说》，都以公仪为鲁国公族同姓。《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三：“《檀弓上》‘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集说》：‘公仪，氏；仲子，字。鲁之同姓也……’案郑注以公仪仲子为鲁国同姓者，盖因鲁公族有公鸟、公若，又有公仪休为相，以仲子与休同氏，而同称公，且意下文子服伯子即子服景伯，故云‘盖鲁同姓’。‘盖’者，疑辞，未敢质言也。今《集说》直云鲁之同姓，非先儒传疑之意。”
　　公输氏中有“公”，其与鲁国公族中“同称公”者应该相同。《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云：“公输，鲁有公输般，为工师。孟子所谓‘公输子之巧者’，其孙曰公输若，遂氏焉。”其以公输若为公输般之孙，不知何据。但是，公输若与公输般同族不会有任何问题。季康子作为鲁国世家大族，其母丧一定由鲁国公族操持，不仅公输若、公输般，就连《礼记·檀弓下》所记批评公输般的公肩假也应该属于鲁国公族。
　　二、鲁国的手工工艺与鲁班
　　就鲁国手工技艺的发展而言，不仅墨子居地手工工艺高超，整个鲁国一定都是如此。我们更应注意到的是，1977年3月到1978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对鲁国故城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基本搞清楚了鲁国故城的年代、形制和城内布局。考古勘探中，发现鲁国故城不仅有贵族居住区、还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值得特别留意的是，鲁城内竟然发现了冶铜、冶铁、制骨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九处，说明鲁城内的确有不少的手工业者聚集在这里。鲁国手工工艺的发展情形，必须要有一些技艺高超的指导者、管理者，作为“匠师”的公输氏作为鲁国公族，世代居住在鲁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史料记载看，鲁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内陆诸侯国，手工业比较发达，内部分工很是细密。例如，鲁成公时，楚人伐鲁，“孟孙请往，贿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左传》成公二年)。执斫指木工；执针指女缝工；织纴指布帛工。一次就贿赂他国三百名有手工专长的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鲁国“玩好”连续不断地贡于晋国，以致于晋无意削弱鲁国。足见鲁国“玩好”工艺之精美诱人。像墨子、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正是在鲁国手工制作工艺传统的滋养下．名垂千秋的。我们前面说到《韩非子·说林上》说：“鲁人男善织屦，妻善织缟。”是说鲁国有个人，他自己擅长编织鞋子，妻子擅长织绢。这是同一家庭中夫妻二人各有所长的例子。公输般(即鲁班)一人多能，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尊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部门的祖师，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
　　鲁国手工业的发展从其丝织业的发达上也可见一斑。说到鲁国的手工业产品，人们首先会想到鲁缟。鲁缟是一种白色的生绢，工艺精良，以精细轻薄而著称，它代表了鲁国纺织品的最高水平，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它是人们心目中最薄的丝织品。说“鲁缟”纤细轻薄见于《史记·韩长儒列传》说：“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许慎解释说：“鲁之缟尤薄。”《汉书·窦田灌韩传》也说：“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颜师古解释说：“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虽然这里所指的“鲁缟”有可能是汉代鲁人所织，然而，这种精美轻薄的丝织品，从出现到名扬天下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而且我们熟悉的“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的成语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因而说周代鲁人已能掌握如此精良的丝织技术，应该是合于情理的事实。
　　除鲁缟外，鲁国还有其它种类的织品，如绨、锦等也很有名，绨是一种质地粗厚、平滑而又有光泽的丝织品，《管子·轻重》篇记载：“鲁、梁之民，俗为绨。”锦是一种杂色花纹的厚重丝织品，它的经、纬线在织造前都需要染色，并需提花工艺织成。《左传》记载，昭公失国后，齐君打算送他回国，季氏的家臣就用锦贿赂齐人，阻止昭公回国。可见锦在当时也是比较有名的丝织品。除善织缟、绨、锦外，鲁人还善织布、织屦(鞋)、织冠等。丝织业是鲁人传统的手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曾说，纵观鲁国的手工业可以看出，其为贵族服务的性质比较明显。除个别门类与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有关外，如宫殿建筑、酒的酿造、战车制造、铜器铸造、华美的织品，特别是鲁城中发掘出土的车马器、服饰器、金属容器和兵器，还有一些瓷器、玉石器、漆器、料器、骨牙蚌器、串饰、博具等，都与贵族生活有关。例如，曲阜鲁国故城出土了一件名为错金银铜杖首的器物，该器发现于鲁国故城乙组东周墓。器下部为圆筒形銎，内有朽木，一龙形兽昂首曲腹修尾卧于銎上。兽长颚，口衔一兽，兽蛇身鸟啄，回首张目作挣扎状。又一蛇形兽，口咬一兽头，盘绕于龙形兽之上；兽头口衔鸟尾，附于蛇形兽上。器物共高20.5厘米，整个器形构思奇特，造型生动优美，通体镶嵌金银片，光辉夺目，铸造精良，堪称古代金属钿工工艺的杰作。(参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西周以来，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和手工业作坊都掌握在官府手中，即所谓“工商食官”，这种情况到春秋中叶甚至以后都很少改变。鲁国可以将三百名工匠贿赂楚国，这些工匠就是官家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考工记》开篇即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六职各有分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工。”以“百工”为例，它又可以分为六大技术门类和三十个专业工种，即“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搏)埴之工二”。在“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等之下的三十个专业工种管理者分别称为“人”或“氏”，如“轮人”、“弓人”、“梓人”等，这些称为“人”或“氏”的管理者具体管理“百工”。如郑玄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即“某人”或“某氏”为下层的工官。而“人”或“氏”则由工师管理。
　　不言而喻，鲁国手工业、手工工艺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手工业者和技术人员，更需要掌握高超技艺的“匠师”进行引领和指导。在春秋时期，“同业相聚”、“父子相承”的情况比较普遍，齐国管仲改革时还曾经特意强化并推行过这一制度。所以，“工之子恒为工”（《国语·齐语》）是常见的现象。鲁班身为“匠师”，其家族公输氏应该就属于这类手工业者的管理者。
　　三、孔子文化与巧匠文化合璧
　　曲阜是鲁国故地、孔子故里、儒学故乡，原始的儒家文化以鲁国文化为母体，脱胎于鲁文化。以前，学术界一般将孔子儒学与鲁国文化等量齐观，因此，对鲁国文化的偏见也影响了对孔子儒学的认识。现在，明确了鲁班为鲁都曲阜人，也十分有助于对鲁国文化和孔子儒学的正确理解。我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文化和以鲁班为代表的巧匠文化，都是鲁国文化结出的文明硕果。
　　以前，对于鲁文化，人们存在明显的偏见。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比较，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两国不仅地理位置上相邻，交往频繁，而且都是周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一是周王室同姓，一是异姓。我们曾说，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杨朝明：《鲁文化史·绪论》，齐鲁书社，2001年)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却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
　　人们在比较鲁、齐两国文化的优劣时，还往往从鲁国的衰亡与鲁文化的关系上进行考虑。《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初封国时，伯禽“变其俗，革其礼”，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汉书·地理志》说鲁国“尊尊而亲亲”，太公“举贤而尚功”。根据这里的述说，学者们一般的看法是，鲁国后世北面事齐，有其文化上的优劣。鲁人宗法观念浓重，建国之初，在对待当地固有礼俗方面肯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适当的选择，从鲁国与齐国礼俗方面的较大差异看，鲁国最初对于当地固有礼俗的选择态度也肯定与齐国有所不同，无论是齐国田氏篡位还是鲁国衰亡，与两国的文化特征不会没有关系。
　　但问题在于，鲁国的衰亡，或者鲁国国力不及齐国，是否就一定意味着鲁文化不及齐文化，鲁文化没有可取之处。有人说，“孔孟儒学是鲁国独一无二的思想文化体系”，因此，他们便以孔孟儒学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论证鲁文化的先进或者保守。他们认为，儒学所强调的“仁”、“礼”都是保守性、封闭性的东西，“仁”、“礼”、“温”、“良”、“恭”、“俭”、“让”，这些思想，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机制，没有奋发向上、改革、革新、创新精神。它把人的思想牢固地束缚在“仁”和“礼”的规范牢笼的控制之下，这对人的奋发向上精神，发明、创造、改革、创新精神，“无疑是精神枷锁”。因此，“孔孟儒学即鲁文化的思想体系，其主体、主流，不是引导人积极向上的、前进的文化，而是一种保守、守旧的文化，封闭的文化”；它“对鲁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阻碍的、束缚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看法的人还从鲁、齐两国历史发展角度来比较鲁文化和齐文化，说：“鲁国初封时和齐国一样，都是方不足百里的小国，甚至还比齐优越得多。可是，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齐发展到方二千余里的大国，工商业发达的富国、强国；而鲁国虽有发展，最大也不过方五百里，始终居有鲁东南一隅之地。鲁国一直是一个靠农业为主的‘农业国’，在同其他诸侯国的竞争中，基本上处于弱国、穷国、小国的地位上。”通过这种比较，“充分暴露了鲁文化的保守性和自我封闭性”。（《关于齐鲁文化的先进性与保守性问题》，载《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时下，这种观点早已经遭到研究者的扬弃，但是，它仍然代表了不少人对于鲁文化特征的认识及思维逻辑。
　　虽然鲁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毕竟是鲁文化的主流。关于儒家文化在鲁国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自有公论。而对于鲁国何以地削势衰?何以先齐而亡?我们不妨看看当时鲁国人的看法，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据《吕氏春秋·长利》篇的记载，鲁人辛宽曾说：“昔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辛宽主要从地理位置方面分析问题。无须讳言，他的看法很有道理。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虽然不会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它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是在上古时期就越明显。包括鲁国在内的内地各诸侯国先于边地各国而亡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不论是齐文化还是鲁文化，从其来源上讲就是多源的，这已经决定了两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表现出了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中心，甚至成为当时整个东周文化的中心。鲁国是有名的礼乐之邦，鲁国产生了被称为“显学”的儒家和墨家。鲁国文化全面继承宗周文化，但决不排斥其它文化。伯禽一支来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试图全面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刚健有为和积极进取。种种现象都表明鲁国文化并不封闭、保守。当然孔孟儒学更不是所谓“封闭、保守的思想体系”，目前，在对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上，常常会看到因为知识判断上的无知而出现价值判断中的无畏。仅就孔子本人而言，他自幼好学，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博学”、“多能”，他思索的空间极其广阔，他思索的深度和高度“不得而逾”。而且，他致力于安邦定国，济世救民，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到处奔走，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希望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在肯定鲁国文化、孔子儒学特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重视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说，而不太重视技艺，甚至视科技发明为“奇器淫巧”。但是，这与孔子以及早期的儒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分清“真孔子”、“假孔子”，要把孔子之学与后儒的偏见加以区分。中国先哲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不过是强调“德”与“艺”的先后关系，主次关系，并没有轻视“艺”的意味。孔子曾经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意思是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孔子又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人，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也可以算是完人了。孔子将“冉求之艺”与“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并举，不仅没有轻视之意，相反，孔子对冉求是赞扬的。同样，孟子也曾赞赏“公输子之巧”（《孟子·离娄上》）。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后世却衍生出来对于科学的轻视，认为科学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
　　后儒的偏见也造成了对鲁班的不公正对待。现在，国家在大力提倡“依靠科技进步，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在这样的时候，曲阜开展鲁班文化研究，弘扬鲁班精神，意义更为重大。当然，有必要指出，弘扬鲁班文化，应当注意在思考提倡科学精神、弘扬科技文化的同时，正确处理和认识人文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的科技圣人，鲁班称得上“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而今，振兴中国科技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鲁班精神。但是，科学的发展仍然要有人文文化为其先导，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和偏爱任何一个方面，就像现在不少人有意无意地轻视“理科”或者“文科”一样愚蠢!
　　我们应当感到欣慰，鲁国故都曲阜有孔子文化与巧匠文化相映生辉，这里不仅有作为东方智慧集大成人物的孔子的林庙，还将规划建设鲁班庙或鲁班纪念馆。可以相信，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对鲁文化以及孔子儒学的偏见，而且持有误解的人们会设问并且进一步思考：“孔子、鲁班同在春秋末年的鲁国都城，如果孔子儒家轻视技艺，在‘举鲁国而儒服’的氛围中，鲁班的生存环境会是怎样的恶劣?如果孔子儒家轻视技艺，鲁班这样的‘科学家’又是怎样出现的?”
　　作为能工巧匠，鲁班的特点在于注重实践，注重言传身教。鲁班的弟子对鲁班技艺的继承也主要在实践层面，他的弟子跟他学习手艺，而不会像孔子弟子那样记录老师的言论，但是，鲁班的发明创造毕竟世代相传。他四处传艺，惠及四方，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学术界已经认识到，鲁班不仅是一个建筑巧匠，而且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之父，应重新认识鲁班。鲁班的发明涉及行业很多，如建筑、工匠、工艺、机械、车辆、航天、军事科学等行业，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鲁班被称为土建、工匠的“始祖”还远远不够，他还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发明第一人。
　　《墨子·鲁问》中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是人类征服空间世界最早的实验之一。学者们认为，鲁班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典范，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具有深刻恒久的影响，值得大力提倡，永久发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科教兴国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当学习鲁班，提倡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作为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文化内涵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