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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孔子]--孔子的哲学思想


来源:中国曲阜    编辑:    发布时间:2009-08-24
    虽然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事实上却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世界观、天命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哲学思想范畴的逻辑构架为“道<仁礼>知一中庸”,而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则正沿着相反递进的时序展开:就历史过程看,始于远古、讫于殷周之际的原始人本主义哲学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源头。儒学史上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并非空穴来风,撇开其神秘色彩,从思想精髓意义上追溯,则可看得更清楚些:《论语》中有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熹则把问题点得更透,在《中庸章句序》中,他写道:“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可庶几也。”(见《四书章句集注》)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作卦辞爻辞,周公制礼作乐,则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的自立。马王堆帛书载:孔子称《周易》“见文王之德”。春秋末年,孔子经历艰苦求学、思索和坎坷的人生磨难,基本上沿着传统的道路,将哲学思想爬梳推演到新的高度。就孔子思想学说的形成史看,孔学经历了“礼学――仁学――易学”三个阶段。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黑格尔所讲的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9页),是因为史料和考古学的证据不足产生的片面的理解。
    世界观
    孔子晚年作自我思想总结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又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见《述而》)他一生以弘道为自觉的己任,把闻道视为超越一己之生死的大事,指出:“朝闻道,夕死可也。”(《里仁》)孔子晚年整理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古代文献,被后世称为《六经》,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除《乐经》佚失外,其余《五经》都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经所以载道”(《程氏遗书》卷六),认为圣人作经的目的是为了明道、传道。
    在先秦哲学中,“道”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含义,一是指事物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类指规律;二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形而上者谓之道;三是运动变化的过程。“道”一字,在《易经》中4见,在《论语》中60见,《老子》中74见,《孟子》中140见。“道”之初义,是指具体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孔子在其晚年,将“道”提升到世界观的境界。
    孔子的形上学经历了一个由性与天道的一般探讨到易理研究的过程,其转折点是孔子晚年学《易》。今人郭沂据《论语》、《史记》、《汉书》、帛书《要》等文献认定,孔子学《易》的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见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通过对伏羲、文王遗教的再发现,孔子以《易》之道为统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精致的形上学体系。
    《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因文王拘于羑里, 危亡不安,“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在哲学上,孔子的贡献在于将以往的阴阳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在《系辞》中,“易”字为最高概念。“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这里,“易”是最高形上实体,而“太极”是“易”中具备创生功能的部分或因素。“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地万物都是由易之太极创生,易道也便运行于天地万物之中。
    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事伦理,在孔子哲学范畴中便是由“道”而“仁”,构成孔子哲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仁”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异价值之一,仁学精神是由孔子加以系统阐述和论证的。孔子的“仁者爱人”,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肯定了对象,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种彼此肯定、彼此相爱中,体现了对人作为人或人格的尊重,也尊重他人的自立、自达。同时,孔子要求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自我主体,要有一种道德的自觉,强化主体自律和自我内省。这就为此后的修身养性的学说打开了大门。同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强调个体生命在群体、族类中实现自己,由此延伸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心理结构。孟子在孔子“仁学”精神的基础上又迈进一步,明确提出“仁,人心也”(见《孟子?告子上》),形成了仁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完成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的本质”问题的飞跃,这使孔子仁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天命观
    在孔子以前的夏商周传统思想中,“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盲目的异己力量。孔子也把“天命”看作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孔子对天命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一方面,又吸纳了进步的思想,强调尽力于人事的作用,甚至达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
    在孔子那里,天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困难、最痛苦、最需要依靠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着他与困难斗争。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述,知我者其天乎!”(《宪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但是,在无可奈何的境地,孔子也发出了命中注定的感慨。“命”,在孔子那里是一种不可知的必然性,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是一种不可把握的偶然机遇。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对于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解释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孔子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和奋力抗争精神,倡导积极入世和发愤有为的态度,这是他行动的出发点。在做到了最大努力、达到了极限时,也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天命才作为事后的说明和自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不惜篇幅细致描述了孔子在困于陈蔡时与子路、子贡和颜回的谈话,孔子赞同颜回的说法:“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己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认识论
    孔子的认识论也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矛盾。但他从多年的教学从政的实践中,得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学思观和言行观。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提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同上)谈到他本人,他并不以“生知”而自封,“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提倡多问、多见、择善而从,“入太庙,每事问。”(《乡党》)这是一种接近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在强调耳闻目睹、亲身见闻的同时,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即为空想。“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他提出:“闻一以知十”(《公治长》)、“下学而上达”(《宪问》)等为学之方。懂得一件事,可以推演而知十件事,学习基础的知识,可由此进而领会高深的道理,此即理性演绎的方法。
    孔子主张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他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方法论
    中庸作为方法论,是孔子的世界观、天命观的产物。《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专著。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从文献看,孔子以前已有“中”的记载,但明确提出“中庸”的是孔子,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哀叹,“中庸”这种至德,老百姓很久以来就缺少了。子思(孔子之孙)作《中庸》,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把“中”、“庸”和“诚”的思想绝对化,宋代朱熹将其并入“四书”。
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尧曰》),就是说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表现在政治中,他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
    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势力发展到要冲破旧统一体的时候,而他却要缓和这种矛盾,防止统一体的崩解,因此客观上起到“守旧”的作用;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孔子认为从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面对春秋时代的巨变,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努力恢复西周初年那种和谐、安定的状态,致使他的政治主张到处碰壁;但在个人的修养方面,使多种对立的因素统一、和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孔子的中庸方法论的特点是调和矛盾,但他毕竟是承认矛盾的,并且把对立着的矛盾双方概括为“两端”或“异端”。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孔子用“两端”来概括事物内部互相背离的两个方面,是合乎认识逻辑的。同时孔子还重视“后生可畏”和“权”变处事,提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并强调“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把权变应时看作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说他是“圣之时者”,恐是对他晚年对中庸的认识达到的新层次的评价。毛泽东对此称赞道:“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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