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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一书探究“春秋笔法”

《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之法，执而泣。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夏太史终古手执竹简乘车远去的背影，应是中国史官的最早印象，只是当时所成典籍只能叫记载之法，而不能称为史学。公元前5世纪，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以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一书，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其中共计大小战争230次，灾异122次，亡国52次，弑君36次，却仅用一万六千余字便囊括其中，可谓语词简练，文约事丰。

不过“春秋笔法”这个概念并不是随着《春秋》的诞生就出现的，而是在《春秋》广泛流传和后人对《春秋》的不断解读和研究中逐渐被提炼出来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最后一句可谓是关于“春秋笔法”的最佳解释，即不直接在文中以议论性的文字表明态度，而是将褒贬蕴于文章的记叙之中，能不能看透其中深意就要看读者眼力。言语之间看似平淡，实则字字珠玑，用意深刻，后来人多用“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来形容“春秋笔法”的苛刻与严厉。通常认为“春秋笔法”的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1.常事不书

“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多被认为是“春秋笔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例，就是说《春秋》不记录平常之事，书里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都有其特殊含义。而这样的书例据《公羊传》统计达54条之多，从一些自然界的灾疫、奇怪之事到人事社会中的一些不同寻常或是不合理的礼仪祭祀活动，皆有所记。如《春秋·桓公十四年》载：“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史官对在酷寒的正月河流竟没有结冰一事感觉奇怪，便将此事记录了下来。

又如《春秋·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传》解释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冤，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军之庖。”再如《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公羊传》解释曰：“乙亥，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以上两例是史官关注到了季节祭祀中的不正常事件，一是正月之狩，二是“御廪灾”后尝，或是违背了时令顺序，或是无视了神的警戒，从中推断主事者对于天人秩序已经有所懈怠，史官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种懈怠的不满，于是提笔记录了下来。又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了鲁庄公往齐纳币之事，《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纳币事小，然庄公亲自前往，有悖常理，这就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非常事件，自然受到史官的重视。

2.隐约其辞、为尊亲讳

讳书是指史家在修史时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隐讳历史真相,或避实就虚,或隐而不书，十分耐人寻味。《春秋》中的避讳原则多被后人概括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书中例子不胜枚举，其中“天王狩于河阳”多被认为是“春秋笔法”尊贤隐讳的一个重要表现。《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记载这件事时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谷梁传》载：“（书‘天王狩’者）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晋侯称王”是晋文公称霸群雄的重要标志，也是孔子所痛心疾首的政权下移的一个典型，故不可不载，便采用隐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河阳属晋地，非周王狩猎之地，晋侯召王却言“王狩河阳”，用一次狩猎行动来为周天子的窘迫遮羞，而了明历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其中破绽，从而洞察孔子深意。

再如隐公十一年，鲁大夫羽夫使人杀隐公而立桓公。《春秋》书：“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杜预注：“实弑，书薨……史策所讳也。”又桓公十八年，桓公与夫人文姜到齐国，齐侯与文姜私通，桓公指责，齐侯使公子彭朱杀桓公。《春秋》书云：“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按《春秋》直书其事、规范用辞的常例，“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则戕。”故杜预注：“不言戕，讳之也。”

尊贤隐讳具体表现在不仅要为尊亲讳，还要为鲁国之恶隐讳。如《春秋·僖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解曰：“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在《春秋》所载十二君中，不书“即位”者除僖公外，还有隐公、庄公、闵公；而定公元年之下则只书“春王”，既不书“正月”，亦不书“公即位”。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君主摄政，独断专行，抑或是国内发生动乱而不能举行即位仪式，这些都是孔子借隐而不书的笔法来讳饰鲁国多内乱之国耻，并非一味遮掩，其实也是一种臧否方式。从“天王狩河阳”之类的避实就虚、变换辞句到此处的当书不书、以不书而为书，是孔子对“讳书”原则的灵活运用。

3.字字珠玑，以一字定褒贬

“春秋笔法”多用一些精准且特别的字眼来表达作者的褒贬好恶，以明辨是非，提倡德义，钱穆先生甚至将褒贬视为《春秋》的主要精神。《春秋·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春秋·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旬息”。此处的“及”，《公羊传》将其解释为“连累”，意思是说孔父、仇牧、旬息都是因为逆臣弑君，受其君连累而死，《谷梁传》以此三人为“闲”，意为保护君主的屏障，为国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世人做出了鲜明的表率，孔子用一“及”字表彰这种以死事君的美德。

《春秋·隐公元年》言：“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有段解释这六个字的话：“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孔颖达疏：“克者，战胜获贼之名。”贼本义是毁坏，“毁则为贼”，引申为作乱、生祸、侵略等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人，这里其实就是借以表达对共叔段的指责与微词。又《春秋·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卫人杀州吁于濮”，前用“弑”来表明州吁的大逆不道，后用“杀”则表示州吁举国共弃。一字之差以见褒贬，故司马迁言《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来源：《教育学文摘》

作者：卢宁 中共曲阜市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