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创”之声】循吏传、德政碑和官箴书中的修身立德智慧

日期:2022-09-05 17:30 浏览: 来源:曲阜市委党校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推进儒学研究传播、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担负着重大责任。曲阜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东方圣城·幸福曲阜,必然成为‘两创先行示范区’”“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当好‘两创’的探路者、先行者”。我校作为培训干部的主渠道和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积极响应号召,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理论研究,用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开设【“两创”之声】专栏,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循吏传、德政碑和官箴书中的修身立德智慧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中华文化是重的文化,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为政者的德行建设。

早在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主张,并认为殷商的灭亡主要是“不敬厥德”,即不重视德的建设,因而丧失政权。孔子继承了西周重德的传统,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认为管理社会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用德去引导老百姓。孟子提倡统治者应该行“仁政”。重视为政者的德行,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古代史书中的“循吏传”,社会中为官员立的“德政碑”以及为官者自行撰写的“官箴书”集中体现了古代官员队伍对的重视。循吏传首先出现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之中。所谓“循吏”,司马迁认为是做到了“奉职循理”,《汉书·循吏传》颜师古注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可见,所谓循吏,主要指的是能够奉职守法、依理办事的官员。但实际上,从历朝历代史书中的循吏传来看,官员奉职守法、依理办事只是基本能力,最重要的还是为政之德。《晋书·循吏传》记载杜轸为官时“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南宋史学家王称认为“(循吏)以功利为爱者,其泽浅;以道德为养者,其泽深”;元代史书编修者将“崇道德而黜功利”作为编修原则;《辽史》立《能吏传》而不是《循吏传》原因是编修者认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作《能吏传》”……可以看出,为政者的德行是古代官吏能够入《循吏传》的最重要标准,在修史者的眼中,能够做到仁德亲民、廉洁公直、为民办事的官吏基本上都可以称为“循吏”。自《史记》之后,各种史书都立有《循吏传》,体现了古代社会中重德崇德的为官之道。

德政碑,是纪念官员施行德政而立的纪念碑,用以表彰官员的善政德行。清朝叶昌炽认为,地方吏员百姓,为一地主官立碑颂德,“统谓之德政碑,亦曰颂德碑”,也称为“善政碑”、“惠政碑”、“功德碑”等。西汉时期,蜀郡守文翁、桐乡吏朱邑生前有善政,死后老百姓为他们立祠纪念。据《金石录》考证,东汉时期的秦颉碑“是郡人所立德政颂尔”,并且随着士族的发展,门生故吏为主君立碑颂德逐渐成为一种风尚,当时政府对立碑也没有干预,德政碑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记录了碑主的善政德行。唐朝统治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的认识,鼓励赞颂德政,同时,又以“四善”作为官员施政的考核标准,“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将德行放在了考核的首位,使唐朝时期德政碑大量出现。唐代官员也将施行德政视为为官之。元稹在《沂国公魏博德政碑》中指出:“德之治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为惠政;二曰法,为善政;三曰谦,为和政。二德:一曰忠,为令德;二曰孝,为吉德。”在《大唐睢阳郡柘城县令李公德政碑并序》中也指出:“胜残去杀,百姓称仁焉;省徭薄赋,百姓称宽焉;敬上爱下,百姓称顺焉;轻财重义,百姓称廉焉。”古代官员在儒家“以德治国”理念的感召下,以“立德、立功、立言”相标榜,视德政碑为传之不朽之事,对立碑颂德非常认同,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更多的官员重视德行,施行德政,对老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事。

官箴书,主要内容是对做官的箴诫,也有做官指南以及公牍汇编。南宋诗人吕本中《官箴》开篇就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认为做官之人,应具备清廉、慎重、勤政的基本道德。宋代地方官员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进一步将为官之德总结为“谦、和、廉、谨、勤”;理学家真德秀《西山政训》提出做官者要以四事自勉:“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元代政治家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将“修身”列为首条,认为为官者要“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从这些官箴书中可以看出,古代为官者都认识到对官员队伍的建设的重要性。

循吏传、德政碑和官箴书,共同构建了“为政以德”的“德政”传统,为官者修身立德、为民谋利成为基本道德,这也是儒家在封建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以及崇尚清官的“清官文化”氛围,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都是受人爱戴的“清官良吏”,对后世培育良好的“官德”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来源:《科技信息》

作者:张娜娜  中共曲阜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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